被访者：冯红健(广东特地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
采访者：刘小明(华夏陶瓷网总编辑)
整理者：申志(华夏陶瓷网首席记者)
行业人都知道冯红健喜爱打高尔夫，而且是公认的高手之一。
关于高尔夫，坊间流传着的一个故事是：2004年的某一天，一位朋友买好了装备把他拉到球场，并引见一位教练，然后丢下他就走了。令这位朋友没有想到的是，冯红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彻底迷恋上了高尔夫。
据说，冯红健最勤的时候，每天都去打9洞，6点半起来打两个小时，8点半打完，9点半到公司。最多的一年竟然打了足有200多场。
高尔夫打多了，自然也就有很多体会。比如，他曾经说，“球要一杆一杆来打，事要一件一件来做，做错做对都是自己做的!”这一理念似乎也吻合2004年以来特地陶瓷养成的个性，从容、淡定，不求规模、速度，惟求有增长的质量。
生意场和球场都是名利场。只有对规则和礼仪尊重者才能赢回同样的尊重。在公司内部，作为董事长的冯红健严格遵守现代公司“委托—代理”制设定的“一米黄线”，日常经营活动很少直接参与。他与“管事”的总经理——“少帅”李强之间的这种默契在行业中罕见。
职场上的冯红健为人谦和、真诚，尤其善待媒体，对记者们的工作总是尽量配合。这也使得他成为行业中曝光率较高的企业家之一。他也乐于用这种方式承担特地陶瓷代言人的角色。
然而，如果不细究，你确实很难想像那个总是在高尔夫球场挥洒自如的冯红健曾经还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工科毕业生，一个国有企业兢兢业业颇有建树的技术员。更难想像他还是一个在体制内“搞地下工作”的叛逆者，一个创业非常期对目标客户实施围追堵截，非常搏命的推销员。
冯红健几乎是准点到达季华路创意产业园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8O后的美女同事带着一脸的好奇陪我们一起听完了老板年轻时候的创业故事。但问她对老板的印象，她只说：他很时尚!
对于一个6O后的“大叔”级人物，这无疑是晚辈相当高的评价。
重点中学比别人多读两年书
刘小明(以下简称刘)：最近我在做“佛山陶瓷30年”的系列访谈，打算采访50个行业资深人士、企业家、专家、学者，希望将来还能出个访谈录。明年在这个访谈基础上加上自己入行十年来搜集的资料，还会启动产业史《佛山陶瓷30年》的项目。科达这一块，我跟吴跃飞、吴桂周做访谈的时候有所涉及，接下来还准备访问其他关键人物如鲍杰军、边程等。在创业元老中，你是第二批去科达的吧?如果说卢勤和鲍杰军他们是第一批话。鲍工那里到时我会跟他谈的。
冯红健(以下简称冯)：其实鲍工也是后进的，前面是卢勤跟黄国权。不过他们三人可以算是第一批的。
刘：我就是想请你从自己的角度谈谈科达的历史。
冯：建陶厂的经历也可以谈。
刘：对，对。建陶厂那边，我跟刘孟涵谈过一次。最近宏宇在赞助搞“石湾陶瓷史”，也拉了我参加，佛陶集团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块。科达这块，要还原全貌，必须要把主要的当事人都找出来，把碎片拼成全貌。我觉得你是“科达系”一个贯穿式人物，从佛陶到科达、欧神诺、特地……你是能把很多事情贯穿起来的关键人物之一。先请你谈谈入行前的一些经历吧。比如，先介绍一下你读书的经历吧，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
冯：阳江一中。我是1966年出生，华中工学院84级应届生——我在武汉读书。我们书多读了几年，我们是第一届赶上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应届毕业生，亏了2年。
刘：这个我知道，那年我们县中也是这样的。但我一直以为你是景德镇陶院毕业的。
冯：哪里啊!那年上高三，全国重点中学都是这样的，但非重点中学不是这样，还是读到初二、高二就毕业。我们初三、高三是没书的，当时课本还没出来。
刘：我是83级的，我那年考理科没考上，后来转考文科考上的。
冯：在华中工学院，我们是瞧不起83级的(笑)。
刘：因为我们是回炉的嘛(笑)。
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一届刚好跟83级的宿舍在一起，他们是非重点中学毕业的，按道理他们要晚我们一年的，结果还早我们一年，成了师兄。但各种表现我们更胜83级的。
刘：你学的什么专业?
冯：自动化仪器仪表。
刘：华中工学院那个时候是很牛的。
冯：华中工学院是排在清华、北大之后的重点大学，地位还是蛮高的。
刘：我记得华中工学院那个时候有个新闻系，而且非常厉害。
冯：就我们那一届开始有新闻系。
刘：我原来在中山，有两个同事是华中工学院来的。现在江门新闻界的主要负责人，电视台的，报社的，都是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出来的。当然，现在华工的新闻系弱了，毕竟它是理工学校，不过早期辉煌过，尤其是八十年代。
冯：我们原来确实很吃香的。
选择佛陶集团因为可自由择业
刘：你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哪里，直接到佛陶吗?
冯：我1988年毕业，当时佛山市人事局来招聘，学校有个特殊政策，即允许20%的毕业生自由择业。
刘：当时是包分配的哦?
冯：改革好像是从我们这届开始。所以华中工学院在我们毕业之前，找了很多市(人事部门)的来招聘，只要跟他签了协议，就可以跟着走，档案直接投出去了。我们了解佛山，本身是广东人嘛，没选广州、深圳，因为感觉那些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佛山是中等城市，还有发展空间。前天我去佛山迎宾馆住了一晚，因为佛山市阳江商会成立。其实那个地方就是当年人事局放档案的地方。毕业那个暑假，我把档案给了佛山人事局，然后回家。回到佛山之后，到人事局拿档案，人事局也不知道把我分到哪里。当时化纤、电子、塑料、陶瓷行业是最火的，他们拿了一份表我。之前我了解过佛陶集团，陶瓷虽然苦，但开始有景象了。我于是选择去佛陶，拿了档案，直奔佛陶大厦。
那时佛山人看不起石湾人的，石湾那时还是乡下，从城门头走回去要一个小时，周围还是田哩。
刘：你是走路去吗?
冯：搭车的。走路是晚上，白天不会走路的。
建陶厂对大学生非常好
刘：佛陶大厦当时已经建起来了吗?
冯：建起来了。当时人事部和团委在一起。几十个厂报上来，要大学生。大学生分配下去，一个厂也就两三个。我看中了建陶厂(石湾建国陶瓷厂)，因为是省直管企业。刘孟涵当时当厂长，我打了个电话去，刘孟涵的办公室有一个阳江人，刘孟涵就说，“那你去接吧，你们是老乡。”我当时挺感动，他还派车去广州帮我拿行李。
刘：他为人挺好的。
冯：我托运的全是书，丢在广州火车站，哪里拿得回来?后尾厢全是书。
刘：我看你挺喜欢运动的，在学校的时候喜欢读书吗?
冯：还可以吧。
刘：那些书现在还在吧?
冯：应该还有。
刘：当年从阳江考上重点大学，在学校里面成绩肯定是拔尖。
冯：前5名吧。现在我们那帮人聚到一起了，用微信建了一个平台。
刘：就是从阳江中学考出去的那些人?
冯：对，这帮人，都是校友，学校的尖子生，上清华、北大、华中工学院的，现在大家想为阳江做点事，看能否弄个项目什么的。我们的群名叫“荡起双桨”。
刘：你刚到建陶厂的时候适应吗?
冯：到了建陶厂，刘孟涵安排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当时建陶厂对大学生挺好的，在我之前应该有三个大学生，其中一个是郑树龙，比我早一届，他现在还是欧神诺的副总裁。他们都是一人一个房间。我当时住不进去了，于是，我被分派去计量室住，等于是一人住了一栋楼。那里有恒温室，但我不能住恒温室，就在仓库里隔了一个房间给我，外面全是电器。那个时候佛陶待遇很好，一来没两个月，就发了一套煤气设备，让我们自己做饭用，我们那些单身汉经常在一起做饭吃。
我在建陶厂学到很多东西
刘：你是1988年过来，那你算很早了。当时鲍杰军、吴跃飞还没来吧?
冯：卢勤比我早，他1981年毕业就来了，我来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大成就了，是“新长征突击手”。他在设备科，我在计量科。他在辊道窑上很有造诣，把隧道窑改成辊道窑，是他主持的。以前烧重油，重油不能直燃，要隔焰，用隔焰板把油隔开，上面走产品，这种方式温度不好上升，不好控制，之后改成柴油可直烧。当时没办法，要用重油嘛。
建陶厂是个综合厂，有马赛克、彩釉砖(已经出来几年了)、卫生洁具、园林瓷，四种产品四种烧制方式。为什么说在建陶厂能学到东西呢?因为它什么都有。四个车间(还有一个机修车间不算)，四种产品，采取的成型、烧制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建陶厂是佛陶最丰富的企业之一。
刘：刘孟涵说，当时建陶厂是全国建材行业的红旗企业。
冯：建陶厂拥有历史悠久的马赛克品牌——“石湾牌”，这个商标现在毁了，真是浪费。建陶厂曾经连续十多年位列全国前列。在生产方式上，当时的烧制的方式很原始，车间没那么自动化。当时最自动化的是彩釉砖，是用辊道窑做的，施釉线相对更自动化一些。卫生洁具是引进的德国的设备。园林瓷是比较老的，琉璃瓦，用挤压成型，上釉后，用隧道窑烧。有几种窑。马赛克用隧道窑烧，开始是装砂砵烧，因为太小了，一颗颗的，用砵子装起来，然后摞起来装窑车，这边推进去，那边推出来。卫生洁具，也是用隧道窑，像现在这种立式的，也是比较先进的，以前是竖式窑，一炉一炉的，从隧道窑开始可以连续生产，这边进那边出。彩釉砖，当时刚出来没多久，才几年时间，但最有竞争力，别人说我们建陶厂、化陶厂做砖就是在“印钞票”。
刘：你当时是否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比同学们有钱了?
冯：有钱多了，其他同学每月还不到一百块，我是好几百块。
刘：我记得1987年参加工作时我的基本工资才五十多块钱。
冯：他们说是要宰我。同学中工资高的，一个是我，还有两个分到电力系统的，在武汉，要去非洲援外的，当时不是支援亚非拉吗?他们是双倍、三倍工资，还有很多补助。
刘：那你在建陶厂的收入不断地涨，是不是很快就过千了?
冯：是，一两个月就过千了，基本工资加奖金，还有补贴。日常用品不用买，全是发的，洗洁精、洗衣粉、毛巾，钱就感觉花不完。砖做出来不愁销路，印出来就卖掉，全国没几家做彩釉砖的，那时我们最火了。
在建陶厂学到很多东西。我的观念是，学生来就要学习，你做了才能学到手。当时最怕没事干。当时整个佛山没图书馆，查不到资料，对我们工科生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第二年，在禅城酒店对面建了图书馆(原来叫干部培训中心)。
刘：现在好像叫科技馆。
冯：那里是我经常去的。主要就是查资料。那里还常办培训班，英语的、考级的。当时佛山大学(现佛山市科学技术学院)刚刚建，也没图书馆。
刘：那选择佛山看来也是有问题的。佛山就很小一片，就一个镇的感觉。
冯：是有问题的。当时佛山就城门头这一块，兴华商场就是商业中心。
刘：在学习条件方面，佛山跟武汉比差远了吧?
冯：跟华中工学院差远了，在学校搞设计是全开放的，电器什么的全都可以买。周寿斌是我的设计导师，后来当过院长，他带我们做频谱分析仪，后来到处都卖。“多谱勒”频谱分析仪，当年是我们的设计课题，我是做分析系统的。
我和卢勤拍档设计辊道窑早期对行业起过一些作用
刘：你去科达是1995年吧?
冯：是1995年，比吴跃飞晚一两个月。在建陶厂，后面我跟卢勤拍档。
刘：你在建陶厂任过哪几个职位?
冯：我一直在计量室。卢勤1988年已经是“新长征突击手”，没给职位他，好像挂了个设备科副科长——一个科里好几个副科长。我在计量能源科，一直是普通员工。
刘：刘孟涵没提拔你吗?
冯：其实我机会是最好的。我第二年就去了团委，负责团委工作。这么早就接触管理层，对别人来说可能很好了。但我觉得行政管理这里面有奥妙。因为我是党员，我必须列席党委会，列席了两次，我觉得不对劲，我还没这个能力。
刘：为什么?
冯：我父亲是政工出身，是阳江一个公社书记，我从小立志不做这个。
刘：哦。
冯：他是军人转业到地方的。另外，我这么浅的资历，列席党委会，影响很大。
刘：你可以不表态嘛。
冯：(笑)但你知道了很多东西呀。
刘：也是，你确实是太年轻了(笑)。
冯：于是我主动找到刘孟涵，要回去搞技术。因为我在这里没根呐。后面是何永标接替我。当时霍达炎是佛陶的团委书记，级别很高。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石湾人，在国营企业很难搞，于是主动提出回去搞技术。
正好，建陶厂搞引进，以前的电器工程师年纪也不算太大，但做事较慢，也不想做太多事，希望把所有活都能给我做。我所在的计量能源科，管能源和技术检测的。
刘：后来建陶厂也没提拔你?
冯：没有。后来设备科分开嘛，设备科搞强电、动力，技量科搞微电、控制，窑炉变压器还是后面的。这边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何乐而不为?爽死了!
刘：你在的时候参与过什么项目?
冯：一条做彩釉砖的新线控制系统，还有建陶厂所有窑炉的控制系统都是我设计的。我与卢勤是那时结缘的，他做机械设计，剩下的都是我来搞。当时在厂里是这样分配的，机械和动力都在设备科，我搞弱电、检测、控制和引进系统的消化、改造。我后面还出了一次国，结果后来要赔两万块钱给厂里。
刘：为什么?
冯：他说你培训过，要离开厂里就得赔钱。
刘：去的是意大利吗?
冯：德国。
刘：当时是引进什么设备?
冯：是李兆峰的整线设备，双层窑、莱斯压机。第一台600吨压机是建陶厂搞的，力泰在我们的隔壁，摆在后院专门供力泰解剖的，我们不给动的，是佛陶搞研制用的。引进这个项目，我们把彩釉砖的生产线从全自动改为半自动。
刘：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冯：1991年、1992年的事。全线引进的，但要改成半自动，因为不实用。我们的压机，所有系统后面还有个产品分选，但分选当时在中国根本用不了。
刘：我们现在才提分选。
冯：现在提这个分选、分色就对了，当时太早了。国外当时分选就两级——优等、不优，不优的当场就敲碎。因为他质量控制得好，98%是优等，2%不优的就不要。第二个，色号不多，就两三个色号。他们给我们分了四个色号，对方的技术员说四个色号已经很多了。但我们做不到。第一中国老百姓对色彩很敏感，第二我们的控制达不到要求，套色没那么精准。设备这么好，但前段原料控制不到位也没有用。
刘：整个系统配不上啊。
冯：这是个系统问题，每个厂从原料开始，都不标准。所以要改。1991年、1992年，开始使用CAD，设备科进了一台CAD绘图机，没人会用，没人敢用，结果我就来用。本是用于机械设计的，我用在电路设计上，就不用再画图了，快了很多。这是一套软件来的。
刘：从哪来的?
冯：进口的。当时很多设计都是手绘的。中国弱电标准不是很好，引进以后，我就按国外的方式搞，我搞出来后，看起来很明白，一条窑炉一张图纸就搞掂。
刘：看来你和卢勤等那时候在建陶厂起了很关键作用。
冯：应该说当时的卢勤和我，对行业有一些作用。我们这套技术做完后就陆续输出到全行业，那时通往南庄的桥也建好了，佛陶的技术便加速外流。
建陶厂要开除卢勤党籍我投了弃权票
刘：回到科达早期创业。科达早期建厂的时候接云南易门工程是个转折点，那个时候卢勤还在厂里吗?
冯：当时还挂着。石湾“对海”(南庄)乡镇企业跟佛陶合作，我们叫外联厂，建陶、建国、工业、美术都有外联厂，搞技术扶持。我们技术部门的人——技术部、设备部、销售部，每个月都要去其他厂，有顿饭吃的。老板们会定期请我们过去指点一下。当时叫对口支援，双方交流很频繁，佛陶下面这么多厂，对南庄或南庄周边这些新兴的陶瓷厂都支持过。我记得我们支持过对面的上元、溶洲(尤其溶洲二厂)，还有南海大榄好几个厂。快到西樵那边有个村委办的园林厂，也是佛陶的园林厂扶持的。在建陶厂的时候，我们技术部、设计部、销售部，每周都要出去吃顿饭，都是那些老板请的。
一开始没桥时，坐轮渡过去，或者从乐从兜过去。有桥后就方便了，对面很多厂都是这样起来了。
刘：听吴跃飞讲，佛陶是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冯：有这个感觉。
刘：听说当时每个厂都有个小金库，经常发发钱什么的。
冯：小金库就是收些技术服务费之类的。
刘：哦，体制外循环。
冯：当时，一批人做技术的，我和卢勤，他做窑炉我做自动控制。我们是做得比较出名的。还有建国厂的王褒，他是西北轻工的，专攻压机。建陶厂有个王明炬，跟王褒合作。鲍杰军来建陶厂，在他们后面也搞压机。他们专门帮周边厂维修压机，随叫随到。压机对陶瓷厂非常关键，后面很多东西都可以人工做，压机的活不能人工做。卖配件，你要多少钱都有人买。当时一个晚上要压多少砖?停一晚损失大了去。所以，他们开始做压机配件，江湾路一条街都是做配件的。
刘：你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冯：我出去与卢勤合作也是有个契机。1992年重庆李兆峰并购的一间陶瓷厂要上马。建陶厂内部搞了一个窑炉公司，搞这个公司就是因为李兆峰在国内遇到很大的问题，他所有陶瓷厂都不盈利，所以在香港要摘牌，要追究他的责任。他希望改变，所以找建陶厂的人去帮忙。建陶厂就组织了一帮技术人员过去。
刘：李兆峰的公司是什么时候上市的?
冯：1991年、1992年左右吧。那时是建陶厂一个副厂长带队，我参加了，没谈成，价钱谈不拢。我们谈的主要任务是把生产搞正常，经营你不用管。后来就我跟卢勤拍档去做了这个项目。
刘：重庆那个厂名字很特别，叫什么二丁……
冯：叫“二丁挂”。
在那待了几个月，回来后，这边卢勤的事情炒得沸沸扬扬，说他在外面有公司，建陶厂要处理他了，要开除他的党籍。我记得开会的时候我好像投了弃权票。
刘：那时卢勤在外面有公司了?
冯：1992年前后就在做了，当时是三个人，有一个就是黄国权。最早是做贸易，更早的时候那个厂还做过衣服，我记得1995年仓库里还有很多服装。
刘：你说有三个人，那还有一个人是谁?
冯：另一个人没提了，他不在这一行做，是黄国权的一个亲戚。我1990年就开始跟卢勤炒更，我们的BP机几乎同号，是“乐声”牌，一起买的，好几千块钱，为了联系方便，晚上找不到人嘛。手机不敢买，BP机揣在口袋，怕人看见，调成震动，一有响动就掏出来看，然后复机，有种做秘密工作的感觉。BP机是卢勤买的，因为我们有个项目在做，他给了一台我，钱是老板出的。BP机是数字显示的，我们有个密码本，520代表什么，要对应着查是什么意思。有代码的，留言也要用代码，直接CALL就留号码。那时候真的很像搞地下工作的(笑)。
刘：卢勤离开比你早多久?
冯：早不了多久，因为那时已经有项目在做了。
刘：卢勤离开佛陶的时候应该反响很大吧?
冯：建陶厂很多人有意见，因为当时不止卢勤一个人，有很多人在外面干事，大家提了很多意见，讨论该不该这样。我走时，是直接把档案找出来，跟刘孟涵说，要赔多少我赔给你。所以出国培训的那一项我赔了2万元。刚分的房子2房2厅也退掉了，在工厂旁边。
1995年，卢勤接了易门的整线工程，晚上打电话过来，问我要不要出来干。我没多考虑就答应了，当时感觉在建陶厂确实也没什么大前途了。
“科达合伙人制”是卢勤设计好的
刘：你是以合伙人的形式加入科达的?这种方式是加入的时候你要求的，还是卢勤主动提出来的?
冯：是卢勤设计好的，进来就给一定股份。我们从公司借钱入股，在分红里面还。卢勤给的条件是，出来，公司借钱帮你买一套房。
刘：他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冯：有啊。没多少钱，几万块钱而已，当时房不贵的。鲍工、吴跃飞、我都在公司买的房里住。黄国权跟开发商有关系，先不给钱的，好像以一种什么形式把房子先拿到的，后面钱还是给完了的。房子在江湾路加油站对面，现在很破旧了。没办法停车的，只能停摩托车。鲍工的那套房，后来用作营业部，吴跃飞住在楼上，我在他隔壁。科达有了营业部，接洽的时候就有个点了嘛。后面买了江湾立交桥那边的物业，蒙娜丽莎现在用的那栋的一楼也租用过。然后才到对面去买的，现在好像处理给谁了。我管科达销售时在那办公的。
刘：这么说，江湾路那边有过三个办公地点?
冯：三个。鲍工那房子，成立了“科达工程技术服务公司”，我们以这个名义接易门工程。之后到环市镇的郊边，原来的制衣厂在那，改成做机械。我去那做过厂长，开摩托车上班。当时卢勤有一辆“丰台”人货车。
刘：关于科达的事情，你这次谈得最完整。
冯：我亲身经历的应该是清晰的。我在郊边厂的具体事务做得比较多。
刘：吴跃飞后面管厂，你们不是差不多同时去的吗?
冯：我们是同期去的。卢勤的设想是，电器找我，吴桂周是工艺，吴跃飞——他去三厂做过机加工车间主任，想叫他把机加工管起来。我们拉了王长水过来，他管机械厂生产计划，还有朱正炎管技术，是鲍杰军把他们招过来的，都是江西乐平人。
刘：他们两个来没进入股东行列?你们最初是5个股东吧?
冯：他们没做股东。但我去科达后，也不止5个股东了，还有王碧波、吴桂周——他们都是为了易门这个项目来的。王碧波是从湛江一个厂过来的，管原料、喷雾塔、球磨机，吴跃飞管机加工，我管电器，基本上就齐了。再加上原来的三个——卢勤、鲍杰军、黄国权，七个股东。这是1995年、1996年前后的事。
分家后科达靠卖掉两台磨边机才起死回生
刘：科达早期分家的事你应该很清楚了，那件事影响大吗?
冯：是1996年分家的，易门工程尾期的时候，黄、王分出去了。
刘：当时为什么要分?
冯：黄国权提出“桥梁理论”。当时他已经有理论了，还是有一定水平的——他认为，我们做企业就是做个桥梁。卢勤不提什么理论，就是想好好做实业。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方向。
刘：桥梁理论的核心是什么?
冯：桥梁理论就是说，我们规模不要做大，只做桥梁——机加工生产不做大，可以找其他资源，我们只做桥梁，后期的市场我们把握。
刘：意思是说，我抓住市场，其他东西由别人去做。
冯：他是做贸易出身，提出这个理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基于这个理论，分家时，黄国权要了销售部和现金，我们把厂全接下来。销售部包括鲍工那套房。从他这个角度出发这样挺好的，因为有销售点了，名气也有了。卢勤说我们把厂拿下。易门工程正在结尾，抛光机已开发出来了，有一台样机在试用，刮边机、磨边机样机也试制出来了，公司正处在一个节点上。
刘：你们要了人和技术?技术都是你们掌握的?
冯：所有的技术、图纸，分两份。因为所有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抛光机、刮边机，抛光生产线都基本成型。抛光机有台六头样机，在华业陶瓷厂试用。当时把易门的图纸全部分了，大家好合好散。我们惟一有的，就是厂里还有两台磨边机，是现货。但我们还欠黄国权的钱，净资产也就几百万。他们占约30%的股份。当时我们没现金，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这两台机器卖出去。但当时我们留下的人没人做销售，公司之前都是黄国权在做销售。
刘：他是南庄人?
冯：石湾人。他跟南庄这边很熟。
刘：两台磨边机卖出去了吗?
冯：河南新乡王牌陶瓷厂(是个劳改工厂)来买磨边机——那个厂都是劳改犯在做事，没什么成本。我和鲍工去谈，谈了三天三夜。他知道我们分家了。等于三家在抢这个单，黄国权，我们，还有马宝虎——也是西北轻工出来的，他在南庄搞了个组装厂，也卖磨边机。马宝虎在建陶厂待过。我们三家谈，价格压得很死。我们堵了王牌的人三天三夜。在江湾立交西南面的酒店，隔壁原来是交路桥费、车船税的地方，石湾宾馆的斜对面，在铁军公园南面，佛山大道的对面。最后我们就在那里成交了。
刘：像猫捉老鼠一样?
冯：三家谈，价格差不多，但我是现货，摆在这里，可以马上拉走，他们两家只有图纸。其实他是以其他两方来压我们的价。我和鲍工，最后拉着他到中国银行，用他的信用卡，刷了三万元定金，安心了，解决了。这是科达发展过程中最经典的一个故事。这单买卖一成，基本上把整个厂盘活了。我们卖了两台，一台二十几万，正常市价是25万，实际上卖了20万左右，还加了不少东西。
刘：回款50万，基本上就活下来了。
冯：先回款几十万，给6成左右，我们活下来了。那是活命的钱啊。我们真的没钱了，抽空了。企业是这样子的，看起来赚了钱，工厂在正常运转的时候不觉得，一停下就不值钱了。
科达买地建厂是因为怕没有根
刘：那次变故确定了卢勤的大股东地位吧?之前他们三个都是一样的股份。
冯：鲍工是卢勤引进来的，股份也是卢勤给他定的，鲍工肯定听卢勤安排的。他说服黄国权给鲍工三分之一的股份，开始黄国权和卢勤他们是各50%的股份，鲍工进来后便稀释了一次。我们进来时就顺理成章了，他们三个同步变为20%。鲍工也管过一段时间的销售，他可能感觉不对，后来搞抛光线，主抓技术，黄后来就提出分家。
刘：你们是什么时候搬迁到陈村的?
冯：从分家的阵痛中缓过劲来之后，生意一路很顺利，卢勤于是就提出买地建厂。
刘：分家后的你们的股份构成是怎样的?
冯：他和鲍工还是一样。我们不在意这个事，按原比例扩。
刘：后面还是调整了一下吧，卢勤比鲍杰军股份要多一点。
冯：应该没调整。包括边程过来，大家也是同步调整。
刘：当时为什么要买地?
冯：可能觉得没有根吧，所以买了陈村那块地，就是1996年分家后没多久。华业陶瓷厂，第一台抛光机是他们买的。分家后，我们把抛光线整线做出来了，21头。澜石的鸿业陶瓷厂，温州义乌人搞的，买了整线，但他老坑我们。
刘：华业厂在哪里?
冯：华业是私抛厂，在莲塘，第一家用我们的抛光机的厂，我们试机就在那。
刘：第一台磨边机是谁买的?
冯：顺德的，那家厂的名称记不清了。鸿业是买的第一条整线，共计2条，200多万一条。当时进口一条要1000多万，价格是我们拍脑袋拍出来的，大概进口三分之一多一点就可以卖了。所以我们大约250万一条。
刘：反正是有得赚。你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完全是被市场强大的需求牵引着走。在市场机会来的时候，你们又刚好上了大学，读了相关专业，又在佛陶干出了经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冯：也许是吧。整线卖掉后，要找新厂，我们找到陈村花卉世界。一开始我们在郊边那里是一栋栋厂房租过来的，一栋搞机加工，一栋搞组装，慢慢把那地方都租完了，工厂还是显得小。鸿业那边定的线要出厂，都不知道怎么弄出去。花卉世界那里是直接买地，当时政府的付款条件好。我们这边有厂，那边是鱼塘，还有田。卢勤说一定要买。买地建厂时，碰到一个做基建的，姓陈，我们叫他“烟斗”，他愿意带资建，是本地一个小建筑商，钱让我们分几年还。
刘：这么好条件啊。
冯：就这么巧啊。后面很多事都是给他做，主要是前期的厂房、宿舍都是他建的，因为结了缘嘛。但科达现在的大型厂房跟他没关系，
刘：陈村那栋办公楼也是他建的吧?
冯：是他建的。
刘：上市之后那栋楼?
冯：那不是。原来的厂房也简单，办公楼就几层。
新中源下单包产原来是想垄断市场
刘：你们那栋主办公楼是啥时建的?
冯：那栋楼过了几年才建的。那个时候公司发展很快，“烟斗”的钱，三年不到就还完了。赚钱太快了，都不知道钱是从哪来的。我们抛光线一出就不得了，太多事做了。新中源一订就是十几台，而且他们要求一个字——“快”。不过他们没提完货，提了他们也没怎么生产。
刘：他们是想阻止别人买线?
冯：对了。当时只有科达一家做抛光线，他们看准这一点。买磨边机，一签就是十几套。上世纪九十年代水晶砖火过一段时间，这款产品其实不耐磨的，一年磨完就花了，但在乡镇市场受欢迎。这种产品磨边也很好磨。新中源一口气订了十几台机子。霍炽昌喜欢晚上去现场，要卢勤也到现场去，而且是马上要去，但这是大客户啊，卢勤只得依着。现在回想起来才体会到，霍炽昌定那么多货其实是为了垄断市场。我们一个月就能出两台机。所以，新中源那个时候扩张很快。
刘：真是高人啊。
冯：你想想，在那个时候，从毛坯砖到抛光砖，赚多了好几块钱。
刘：其实2005年科达跟他们合作做“超洁亮”，签约也是带有市场保护性质的，保护期一年还是半年。所以，我想也是这种思路的延续吧?
冯：我们当时也有疑问，为什么他买了不用?又天天给电话我和卢勤，要装机。
刘：其实这样对你们是不利的，你们应该卖多些人。他把你们锁定了。你们毕竟是知识分子办公司啊(笑)。
冯：我们确实是后来才反应过来。有几样新中源做得都很绝。比如，过了两三年，他要用旧的整线跟我们换新线的。我离开科达之前，收了一批，补了点钱给他们，他们整线都换代了。新线效率高很多。旧线修修补补还可以用，但效率不高，250万一条线，50万收回，我们收回来也值，因为框架还是好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改成新线。这样依然有其他客户买。抛光线主要是模头的问题，还有旋转速度不一样，效率就不一样。
科达上市是为了拒绝潜规则
刘：科达当时为何那么好效益，还要上市——这是早期卢勤的梦想，还是边程来给大家洗脑的?
冯：他们两个的影响都有。当时我们有这样一种心理，在中国办企业有风险。企业要尽可能满足政府的需求，有很多潜规则的问题我们避免不了。
刘：你们有点不合群。
冯：对于我们来说，只能说尽量做得最好。
刘：如果上市就很规范化。
冯：当时想合法化，惟一途径是上市。卢勤找边程过来，就是这个目的。他在佛陶就操办过上市的事情。
刘：对，在佛陶就是搞这个事，后来到钻石也是搞这个事，只不过都没有成功。
冯：卢勤找他来，就应该是动了(上市)这个心思。
刘：这与卢勤本身不爱公关有关吧?他的性格，话都不愿多说，让他跟政府去打交道……他肯定希望把事情变得更简单。
冯：关键是要合法化。
刘：怎么理解这个合法化?
冯：上市公司所有来源都要公开化，这样就能拒绝潜规则。
刘：你今天谈出了一个逻辑。我明白了，最终这跟卢勤的性格有关系。
冯：上市，我们这帮人变动比较大。1999年，卢勤北京学习完，我是2000年第二批去学习的。顺德市委组织部在清华大学办了个MBA课程班，找人去读。卢去听了说很好，于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过一过。我和黄建起是第二批，鲍工、吴桂周是第三批。把这帮工科的人，弄到管理学院去学四个月，住在清华继教学院，三人一个宿舍，对提升我们对管理的认识起了很大作用。回来后我们会看报表了，原来是拍脑袋决策，现在不了。学校的师资也很好，厉以宁也给我们上课。一人几万块钱，集中吃住，全脱产。那个班对我们有作用，对推动上市有作用。
陶瓷行业的经销商制是边程搞起来的
刘：边程是1998年到科达的?
冯：边程是1998年搞实验工厂(欧神诺前身)的时候过来的。他对欧神诺早期策划、销售有贡献。
刘：他的第一站在欧神诺?
冯：他在科达，管营销。以前我们就是销售经理，卖货而已。他是学经济的，把营销、策划带来了，实际上陶瓷行业的经销商制是边程搞起来的。
刘：他在钻石也分管过销售，听陈雄飞讲。钻石其实是最早把业务科变成销售部的人，而且当时已经有了区域经理，整个市场按区域划分。据说这在当时的业界是空前的。
冯：这一点边程做了很大贡献。他过来了，我们准备做，把李志林找过来。李志林是建国厂的，去过二厂当厂长，过来三水范湖管厂。作为陶瓷机械厂，我们设备卖给人家，人家不让我们带客户去参观设备，毕竟他们是竞争对手。那我们的客户怎么办?所以要做试验工厂，这是一个出发点。在这之前，我们也尝试了，尾款无法收回怎么办?客户给你砖坯。所以我们办过抛光厂，拿砖坯加工后再卖掉。科达牌瓷砖——欧神诺陶瓷的前身，在花卉世界，我们在奔朗之前还搞过这么一个实验工厂车间。后来买了范湖一间旧厂，实验工厂就全部搬到那里了。
刘：做中示线吧?
冯：对。鲍工找李志林来做生产，边程组织策划，引入了营销理念，里面有几样东西，经销商制——把原来佛陶集团的代理、赊销改成经销，经销与代理是完全不同的;把营销策划引入，包装了欧神诺品牌的故事——海洋的故事、诺亚方舟的故事、橄榄枝，在石南大桥立了个广告，“意大利经典，欧神诺陶瓷”。那个广告一立就是好多年。
刘：当年这些故事都是边程策划出来的?
冯：是边程和李志林他们一起策划的，还有后来从佛陶过来的陈毅敏(后长期任欧神诺营销老总)。
刘：我听说当年科达做广告，边程有时候会亲自跑到陶城报与广告部人员一起搞策划。
冯：他是学经济的，有些理念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
刘：欧神诺当时在科达的框架下吧?
冯：开始是把欧神诺放在集团的框架下做的，后面发现有很大风险，就改变模式，于是欧神诺、奔朗等都改为自然人持股，谁经营谁占大头，规避风险。
关于特地陶瓷
刘：现在我们谈谈特地陶瓷吧。你从2004年进入特地陶瓷，从营销总经理做到董事长。特地陶瓷也从早期欧神诺系的副品牌独立出来，并且定位也与欧神诺差不多了。但我总体感觉，特地陶瓷的发展速度其实是可以更快些的?为什么特地陶瓷不能摆脱现有生产体系的束缚，走出一条完全独立的发展之路?
冯：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司顶层设计问题。特地陶瓷发展至今实际上也走出了自已的一条发展之路。
刘：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很超脱的董事长，公司日常的事务尽量不插手。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卢勤管理科达机电的影子。你是如何考虑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卢勤或你的这种管理模式可以复制吗?
冯：卢勤是老大哥了，我不能同比，但公司管理模式只能参考，不可完全复制。
刘：我们知道，鲍工和边程的管理模式与卢勤就很不相同。你与卢勤采用了近似的管理模式，这是否是因为你们俩性格比较接近?
冯：不同管理者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可比!
刘：从科达机电到特地陶瓷，应该说，科达系或欧神诺系的创业元老们，都是行业中最早成功的一批“儒商”。但作为我们60后的这批成功的企业家，如何继续保持事业上的激情?如何实现永续经营?这些问题你们现在考虑过吗?比如说，接班人的问题，未来就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这个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冯：对我来说还没到考虑接班人问题时候，五十还没到嘛，不过我认为这也是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不可能在第一线一辈子的，一定是交给有能力让企业持续发展的人。
刘：据说卢勤从科达机电董事长位置退下之后，现在主要做些投资的事情。你对实业的兴趣转移了吗?是否也在做些其他的投资?
冯：当前只考虑把特地做强做大!
刘：我记得2006年曾经跟你去过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参加“特地陶瓷绿垦基地”启动仪式，这项植树活动你们一直在坚持，很不容易。那片树林长得怎么样了?很大一片了吧?你现在每年都去吗?好像经销商都在参与?
冯：八年我只缺一年没去，那地方树不长个，此活动的精神在于调动更多的人去亲自参与公益活动，持之以恒地参与。
刘：大家都知道你喜欢打高尔夫，打球、做董事长和做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冯：打高尔夫健康、阳光。其过程充满智慧和自我桃战 ，锻炼身体，更磨炼意志，要打好并不容易，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这一运动。打球的过程也是你性格、品性充分暴露的过程，所以也成为相互快速了解的商务环节。打球的成绩不是重点，但打球的过程和做人、做事极其相关，球品见人品，欢迎约我打球!
刘：可惜我不会玩。谢谢你接受采访!
人物简介：
冯红健，男，原籍广东阳江，1966年出生。1984年考入华中工学院，所学专业为自动化(仪器仪表)。1988年大学毕业后自由分配来佛陶集团建陶厂。1995年离开建陶厂加盟科达，曾任科达郊边厂(科达五金机械厂)厂长以及顺德科达机械有限公司厂长、销售部经理。2001年第30期清华大学MBA课程就读。科达上市后，曾任科达机电第二届监事会主席。2004年任特地销售总经理，2006年任特地董事长。2007年至2009年，就读中欧商学院(上海校区)，获EMBA(硕士)学位。现为广东特地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阳江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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